為解決礦井水利用難、高礦化度礦井水排放標準缺失等實際問題，近日，生態環境部、國家發改委、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的《關于進一步加強煤炭資源開發環境影響評價管理的通知》，調整了礦井水管理思路，明確提出“礦井水應優先用于項目建設及生產，并鼓勵多途徑利用多余礦井水”，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確需外排的，明確了外排的條件；同時，為控制高礦化度礦井水排放可能引發的土壤鹽漬化等問題，提出外排礦井水全鹽量的控制標準。

中國礦業大學環境與測繪學院教授劉漢湖對記者表示：“礦井水既是水害，又是寶貴資源，為保障礦區水資源可持續利用，建設綠色礦山和生態礦山，礦井水處理與資源化勢在必行。”

摸清家底十分必要

近年來，為推動礦井水資源化綜合利用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。

2006年，國家發改委發布《礦井水利用專項規劃》，提出到2010年全國煤礦礦井水利用率要達到70%；

2013年，國家發改委、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《礦井水利用發展規劃》，提出到2015年，全國煤礦礦井水利用率提高到75%；

2015年，《煤炭工業“十三五”發展規劃》又將礦井水利用率提至2020年的80%；同年，國務院“水十條”明確，推進礦井水綜合利用，煤炭礦區的補充用水、周邊地區和生態用水應優先使用礦井水；

2019年，制定了礦井水處理與回用技術導則：《高礦化度礦井水處理與回用技術導則》、《酸性礦井水處理與回用技術導則》。

劉漢湖告訴記者，礦井水處理技術包括混凝、沉淀、過濾等常規處理技術和超濾、反滲透等深度處理技術。

2015年之前，“水十條”尚未頒布，我國煤礦礦井水處理工藝主要為常規技術，利用率不高；隨著“水十條”頒布，國家對山東微山湖生態景區、黃河流域和新疆沙漠等地區的水環境質量標準提出更高要求，常規礦井水處理工藝的出水礦化度、硫酸鹽、氯化物無法達到排放要求，礦井水深度處理技術和濃水脫鹽開始廣泛應用。

“由于我國煤礦分布廣、數量多、填報數據真實性很難完全考證，而且推進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煤礦數量變化大，摸清礦井水資源家底十分必要，也有利于主管部門監管和政策制定調整。”北京能研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技術總監焦敬平指出。對此，劉漢湖表示認同，建議由相關部門牽頭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礦井水處理與資源化調查。

利用率仍有提升空間

劉漢湖介紹，目前礦井水綜合利用的方式主要包括井下復用，如井下抑塵、噴灑、生產等；以及礦井地面利用，如地面灑水、植被綠化、選煤補水、景觀用水、生態用水、冷卻用水、生活用水等。“具體途徑取決于地理位置、產業鏈、當地環保要求等因素。”

記者進一步了解到，目前礦井水主要分為含特殊組分礦井水、酸性礦井水、高礦化度礦井水、含懸浮物礦井水、潔凈礦井水等幾大類，其中懸浮物處理技術已經非常成熟，高礦化度水處理成本較高。

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，2019全國礦井水綜合利用達到75.8%。但由于受礦井水量大小、周邊產業布局、水質等多種因素影響，礦井水利用率差異較大，部分煤礦礦井水利用率仍偏低。

“一方面，已經出臺的相關政策、標準執行力度不夠；另一方面，由于煤炭企業受經濟發展和調控影響，經濟效益時好時壞，而且煤炭企業大多處于鄉鎮，位置偏僻，礦井水利用途徑單一；同時，環保意識淡薄、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也影響礦井水利用率的提高。”劉漢湖分析指出。

除此之外，焦敬平還認為，礦井水利用率也受處理成本高、水量過大難以復用排放等影響。

焦敬平直言，在推行礦井水利用過程中，也遇到一些阻力。“由于有些煤礦涌水量比較大，礦井水處理后也沒有出路，有的地方明文要求不讓處理后的礦井水進入水系，另有綜合利用成本太高降低了企業積極性。”在劉漢湖看來，最大的阻力在于思想觀念和環保意識落后。

從無害化到資源化處理

劉漢湖對記者表示，此次對礦井水管理思路的調整，意味著礦井水利用將貫穿煤炭生產全周期、全過程，同時，礦山建設逐步實現將向綠色礦山、生態礦山、優美礦山轉變。

“礦井水處理要堅持‘減量化、無害化和資源化’原則。”劉漢湖指出，首先，從源頭上減少礦井水產生，如采用保水采煤技術、地下水庫凈化技術、注漿封堵技術等；其次，采用常規技術和深度處理技術有效去除礦井水中懸浮物、煤塵、膠體、鹽類、硫酸鹽、氯化物等，實現礦井水無害化；另外，要堅持“清污分流、分級處理和分質利用”原則，將礦井水回用于井下、地面和礦區周邊，實現礦井水資源化。

目前，礦井水處理已經逐漸由無害化向資源化轉變，但也有不少問題待解決。業內人士指出，不僅缺少礦井水利用的區域整體規劃，在“零排放”政策執行中也存在誤區。

為提高礦井水利用率，劉漢湖建議，在完善礦井水處理和資源化導則和標準的同時，要研發適合中國國情的礦井水深度處理技術，并進一步降低礦井水處理成本。

此外，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大釗還指出，礦井水并不是處理等級越高越好，應根據實際用水需求指標適度處理，避免不必要的增加處理成本和企業負擔。